病菌“行动者”的历史参与及其文化反思
The Historical Participation of Germ “Actors” and Its Reflections on Culture
李宏伟 /LI Hongwei
（华中师范大学澳门威斯尼斯人615CC，湖北武汉，430079）
(College of Marxism,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79)
摘 要：人们关注的常常是病菌作为“病原体”“毁灭者”方面，但对于其参与历史、文明塑造作用的揭示不够。按照科学实践哲学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既有可见的生产者历史人物、技术实践工具，还有隐秘的不可见的各种各样病菌微生物，都是“异质”“要素”“行动者”参与历史事件的“冲撞”“博弈”，深远地影响历史文明进程。我们必须正视人与病菌的“行动者网络”关系，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
关键词：行动者 行动者网络理论 后疫情时代 生态文明
Abstract: People often pay attention to germs as “pathogens” and “destroyers”, but it is not enough to reveal its participation in history and civilization shaping. According to the “actor-network theory” of the philosophy of scientific practice, there are both visible producer historical figures, technical practice tools, and hidden invisible various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which are “heterogeneous medium”, “elements” and “actors” involved in historical events for “collision” and “game”, which has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process of historical civilization. The “actor-network” between humans and virus must be taken seriously to maintain biosafety and ecological security.
Key Words: Actors; Actor-network theory; Post-epidemic era;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中图分类号：S432.4+1
文献标识码：A DOI: 10.15994/j.1000-0763.2023.02.014
疫情防控既要立足当前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更要放眼长远维护生态安全，强化生态文明、生态文化建设。法国哲学家、人类学家和社会学家拉图尔，作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开创者也是此次新冠肺炎感染者，给《艺术新闻/ 中文版》特别授权发文指出，此次疫情危机是我们应对生态危机“必须采取行动”的机遇。“期望破灭的辩证法”就在于人类不得不反思伴随工业文明而来的实证主义科学观、唯“GDP 主义”经济增长观，树立生态文明理念下的需求观、消费观、劳动观、幸福观，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的制度优势。
一、人与自然生态关系的病菌微生物“行动者”
从地球演化、生命进化视角看，细菌微生物是早期生命形式，为复杂生命诞生创造有氧环境，细菌微生物是地球生命的远祖。人类大约有300 万年的历史，微生物至少有30 多亿年的历史，人类历史在整个生命史中不过是瞬间。地球生命出现后的25 亿年里，细菌一直是我们地球的真正霸主和主宰。“真核生物为细菌带来了许多新的生活方式，比如变成传染病的病原体，但细菌始终是细菌。没有什么比细菌更加保守的了。”细菌保存着生命的最简单的形式，躲过了彗星撞击气候改变等地质、生命演化进程中的无尽劫难，就此而言细菌是地球生命的成功典范。
虽然细菌在地球上存在有几十亿年的历史，但人们真正看到、确证细菌存在不过几百年历史。1674 年列文虎克在显微镜下看到了大量“小的不可思议”微动物（细菌），1857年巴斯德发现了微生物“酵母菌”，随后结核病和疟疾等疾病都是由细菌引起的认识逐渐确立。历史上曾经试图找寻狂犬病、天花病的致病微生物，因其太小可以通过最小细菌都不能通过的滤孔而得名“滤过病毒”。1939 年科学家借助电子显微镜看到了烟草花叶病毒形态，病毒作为一种比细菌更小、更危险“病原菌” 进入现代医学和公众视野。
2003 年美国生化学家比尔· 马丁（Bill Martin）和麦克· 罗素（MIke Russel）合作探索热泉生物化学起源，认为细菌和古菌的共同祖先不是自由生活的生命，而是困在海底火山热泉口多孔岩石里的“矿物细胞”。2005 年比尔·马丁与俄裔计算遗传学家尤金·库宁（Eugene Koonin）合作提出，矿物细胞的“生命周期”有可能和现代的反转录病毒如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引发艾滋病AIDS 的病毒） 类似。细胞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共同特征，病毒没有细胞或者说它不是活的生命体，或者说类似于“矿物细胞”。在某种意义上说，“遍布热泉口的自复制RNA 已经是‘病毒’了，”（[1]， p.69）病毒感染了海底火山热泉口并扩散到广大海洋。生命的诞生与毁灭共存于“病毒”一体，病菌微生物是人与自然生态平衡关系的重要参与“行动者”。
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模糊理性与非理性、主体与客体、物质与精神的差别，突出各种异质要素之间非线性的耦合、链接、扩张，体现人类力量与非人类力量之间的对称性的辩证博弈，其中不仅有科学家的作用也有仪器设备乃至自然微生物的作用，不同的行动者具有同样重要的科学建构作用，科学实践就是各种力量之间阻抗与适应的辩证史。病菌并非惯常理解的“被动”“对象”，它们常常作为“主动”“行动者”隐秘参与历史，体现康德“自然的狡计”或者黑格尔“理性的狡计”。病菌在自然演化中表达自然生存“智慧”，它们在其他动物或者人类中寄生繁衍，通过感冒“打喷嚏”或者狂犬病疯狗追咬等方式扩大传播， 不断进化出应对各种环境变化的众多“变异” 形式，给人类“抗疫”及其历史创造带来挑战。
二、病菌“行动者”的改变历史塑造文明参与
凡是凭借原始经验技术能够解决的问题，人们一般采用的是自然疗法，如拔去木刺并用唾液涂抹伤口，以及用贝壳、鱼骨或者石刀割开脓肿包块等。还有疾病相比外伤更为隐秘难解，原始人就会用臆想代替经验事实，用魔鬼降临侵入人体解释疾病，直到今天我们还能看到惊悚面具、神秘咒语、夸张舞蹈、殴打病人等巫医文化遗存。到奴隶社会鬼神侵袭的病因解释被神灵惩罚取代，巫医的舞蹈咒语逐渐让位于向被冒犯的神灵祈祷献祭、请求宽恕。“负责联系神灵和人类的教士除了管理社会对神灵的崇拜之外，也要负责医治病人。”[3]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与鬼神超自然观点针锋相对，不再把“癫痫”看作是神灵探访所致的“圣病”，创立了一种自然主义医学思想。基于古希腊人所信奉的气、水、火、土四种基本元素理论，希波克拉底提出了他的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四种体液学说。“希波克拉底治疗疾病时，既通过改变饮食和环境来达到控制引起体液失衡原因，又对体液失衡本身进行纠正，如利用催吐、导泄和静脉放血的办法来清除体内过多的胆汁或黏液。使用催吐药、泻药和静脉切开放血术，直至19世纪仍然是标准的治疗措施。”[4]
罗马帝国的覆灭可以有多种原因解释，但是疾病特别是瘟疫在其中的影响不能忽略。瘟疫不断地反复发作一直持续到公元590年，期间就有公元250年的西普里安瘟疫以及公元540年的查士丁尼瘟疫。“公元6世纪标志着地中海世界的一个历史转折点，查士丁尼大瘟疫显然就是两个时期之间的一条分界线。”[5] 此后的几个世纪，虽然人口迁徙仍然继续，卫生条件更加恶劣，令人惊奇的是中世纪没有再发生大规模的瘟疫大流行，直到中世纪末期1346年到1361年的“黑死病”再次大爆发。“引人注目的是，我们称之为‘中世纪’的那段历史时期，刚好开始和结束于欧洲所经历的仅有的两次鼠疫大流行。”（[5]，p.141）
黑死病是腺鼠疫疾病的世界大流行，不只是欧洲同样波及中国、中东、近东地区，但其对欧洲的毁灭性打击最大，欧洲因此损失人口将近三分之一或者更多。“劳动供应是如此短缺，以至于过去被束缚在土地上的农民现在能够向出价最高的人出卖自己的劳动了。”[6] 农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有了流动性，为打破人身依附的封建社会创造条件，黑死病“在为新经济秩序的崛起清理道路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5]，p.146）瘟疫中极度恐慌的病人需要身体的看护和心灵的抚慰，基督教接受人的真诚忏悔改过，给人死后复生继续生活的希望和勇气。福音书中的“奇迹”大都与疾病治疗有关，早期的“教士”与“医生”是一回事。行医布道促进了基督教会发展，分散的基督社团逐渐合并为一个固定教会，成为影响世界文明进程的重要力量。
8世纪后半叶起欧洲就有了对于麻风病人的严格隔离规定，教会宣布把医治无望的麻风 病人逐出正常社群。麻风病人在其有生之年必 须穿戴标志明显的麻风病服，带上长手套和系有白带子的大帽子，这些有歧视嫌疑的隔离措施对于逐渐消除麻风病具有某种积极意义。但是事物总是两方面的，隔离措施可能引起各种各样的抵抗。“家人往往会隐藏患病的家庭成员，为的是不失去他。在这样做的时候，他们使患者失去了医学治疗和监督。在日本及其他非基督教国家，麻风病人被治疗，而不是被隔离，其效果跟那些隔离的国家并无同。”（[5]， p.95）“黑死病引起的医学上的惟一进步是在公共卫生领域。1347年，威尼斯共和国任命了三名官员，职责是监督并驱逐所有受到感染船只离开港口。”[7] 1377年，拉古萨城对从疫区来的旅行者实行30天隔离，必要时可以延长到40天，确定无人感染瘟疫才准许船只登陆，由此产生了我们现在的“检疫”（quarantine）一词。“检疫可以说是一种防卫瘟疫侵袭的措施，隔离则是感染后防治蔓延的措施。”[8]从单纯隔离到检疫预防、病患治疗可以看到综合防控的迭代进化模式。
每当大的瘟疫出现，就会引起社会心理动荡，产生猜忌怀疑、阴谋论的“污名化”。古代人们由于不能正确认识疾病原因，常常把疾病归因于神或者上帝对于人们的某种惩罚，于是某种污名化下的“替罪羊”就会出现。（[3]， p.244）中世纪不仅把病因归结到“投毒”女巫身上，治疗师也常被污名为实施巫术控制的“女巫”而遭受迫害。疫情之下大众心理遭受重大挫折影响，产生各种各样的恐惧猜疑、盲从狂躁心理表现，这不仅表现在古代也适用于现代。实验室应该不应该保留、合成病毒，怎样规范实验室特别是病毒学家的科学研究行为，应该奉行怎样的科学研究伦理道德引发人们深入思考。1977 年 10 月 26 日索马里最后天花病例发现两年后，世界卫生组织宣告天花疾病在世界上绝迹。但是到了1978年一件不幸事故发生，英国伯明翰大学医学院一位医学摄影师工作期间感染天花不幸身亡，不久后负责天花研究的科学家自杀。当今天花病毒保存在两个实验室，一个在联合国另一个在俄罗斯。1986年世界卫生组织曾有建议销毁天花病毒，到2002年世界 卫生组织最终否决了这一建议，保留病毒虽然有风险但也为快速生产疫苗应对紧急事件保留机会。人们担心病毒会被窃取并制造生物武器，美国“911 事件”恐怖袭击之后这一担忧更加强烈。2002年9月美国总统布什率先接受了天花疫苗接种，为防备生物袭击准备全面推广实施，但到2003年末这一运动宣告失败退出。
早在现代医学之前，古人对于传染病就有自己的认识，他们虽然缺少现代科学的庇护，但也摸索总结出自己的抗疫经验。东晋道教学者、著名炼丹家葛洪（公元 284-364年）对天花做出过明确描述，到公元10世纪中国就有了种痘方法，从轻症天花病人的痘疮上取痂碾粉吹进未患病者的鼻孔中预防天花。葛洪的《肘后备急方》以及唐朝王焘（670-755 年）辑录的《外台秘要》中都有“青蒿”抗疟的记载。 屠呦呦的青蒿抗疟研究获得 2015 年诺贝尔科学奖，这是对于中医当代科学价值的高度肯定。 [9] 19 世纪 60 年代，法国科学家巴斯德在研究牛奶变质、啤酒发酵过程中，提出了细菌微生物致病的“病菌学说”，成为取代“体液学说” 的主导型疾病解释纲要。随着细菌微生物特别是病毒的不断科学发现，针对病菌的免疫疗法与抗生素疗法得以确立大行其道。越来越多的疫苗注射以及过量的抗生素使用杀死的不但是致病菌，也大大降低了人类自身免疫力，带来药物滥用的现代医疗问题。
三、后疫情时代的生态文明建设启示
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是地球演化、生命 进化过程中的一个环节，不论我们人类文明有多么强大，也改变不了我们与自然环境包括病 菌微生物之间的生态平衡关系。广义生态涵括自然与社会，生态文明建设不仅指涉改造自然，也包括政治文明建设以及人类健康文明生活方式选择。疫情爆发既是“危”又是“机”，危机灾难的“痛定思痛”唤醒我们，生态文明建设是人与自然生态平衡关系的客观要求，我们要更自觉主动地维护生态安全，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制度优势。
1.确立涵括病菌的人与自然关系思想
人世间一个简单的道理就在于人必须首先求生，这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现实基础和前提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指出：“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10] 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人与自然关系在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重要基础地 位及逻辑起点意义。“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11]
以往人与自然关系研究大多讨论“可见的”自然环境、野生动物，很少提及“不可见的”“隐 秘”“行动者”病菌微生物。人们对于病菌的认识是从疾病开始的，病菌总是站在人类“健 康”的对立面成为消灭对象。细菌病毒微生物进入人类科学视野不过一百多年，但是从地球演化、生命进化的历史来看，病菌才是地球上最早的“原住民”。对于自然生命的敬畏并不是人类的无所作为，而是应当尊重地球演化、生命进化的生态平衡规律，不仅仅是对于动物植物可见自然界的生态平衡，同样包含不可见细菌病毒微生物的生态平衡。前苏联学者维尔纳茨基（Vernadsky Vladimir Ivanovich）1926 年出版了《生物圈》手稿，而后生物圈概念在众多学者的努力下不断完善发展。法国哲学家与人类学家泰雅尔·德·沙而坚从生命进化起 源思考，“他划分了三个连续的但有本质区别的进化阶段：前生命阶段（岩石环境），生命阶段（生物圈），人类现象（智力圈）。”[12] 我们可以借鉴“生物圈”概念乃至前生命阶段岩石环境启示，重新认识不可见的微生物包括非生命体病毒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重要作用。
2.加强基于生态危机的生态文明教育
现代文明的高歌猛进养成了人类“进步”的坚定信念，却淡漠了历史上生态危机的“灾难”意识。我们对于生态危机的惯常理解常常是能源枯竭、环境破坏、生态失衡等“外部环境”生态危机，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人体“内部 环境”的生态危机。所谓人体“内部环境”生态危机，无非就是强调看不见的隐秘行动者“病菌”“侵入”人体内部环境的直接作用。相对于“外部环境”的生态危机，人体“内部环境”的生态危机更为直接、急迫，表达“是存在还是毁灭”的生死拷问、考验。人体“内部环境” 病菌“行动者”的历史参与及其文化反思的保护与“外部环境”的保护相互依存，“内部环境”的危机常常源于“外部环境”的破坏。
是什么促使人类从原始文明走向农业文明？不是农业文明轻松舒适、令人向往，而是采集狩猎生活方式难以承负人口的不断增长。尽管原始社会采取措施限制人口过快增长，但溺婴弃婴、杀死战俘难以改变人口增长趋势。与原始的采集狩猎相比农业劳作更为繁重无聊，但是农业的优势在于单位面积土地可以产出更多食物、供养更多人口。一旦人类别无选择采用了农业生产方式，他们就进入了一种不可逆转的棘齿轮效应：粮食增产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要求更高强度种植。[13] 谈到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的兴起，人们首先想到的就是蒸汽机。始自15世纪的木材短缺、能源危机促生了蒸汽机和煤的使用，从而也带动了铁路交通的发展。英国是遭受严重能源短缺的首批国家之一，从而也是转向新能源形式的首 批国家之一。采煤需要解决矿井中的渗水问题，1712 年第一台纽科门蒸汽机在煤矿投入使用。“不列颠煤炭工业的兴起对于一些问题的提出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些问题的解决最终几乎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工业革命的爆发。”[14]
生态文明正像农业文明、工业文明的创生过程一样，与其说是一种人类自觉自愿、主 动选择结果，毋宁说是一种人类应对生态危机挑战的生存策略。2020 年的全球疫情大爆发 既是对于我们生命健康的严峻威胁，也是痛定思痛的生态文明教育和建设契机。生态文明教育、健康生活方式养成可以通过那些社会影响较大、群众感受较为深刻的生态危机公共事件，利用各种宣传媒体的力量唤醒、教育群众，自 然的肆虐、实践的困惑总能激发群众的生活和实践智慧。生态文明的实现需要一种全新的生态价值观、文化观和实践观的转变，我们可以在人类生态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完善我们的文明方式。不论 SARS 病毒、新冠病毒是不是从蝙蝠、果子狸、穿山甲传播到人类，我们都要禁食、 保护野生动物，打击非法交易野生动物，这不仅是出于环境伦理、动物伦理的伦理约束，更是人类自我保护的底线思维和安全举措。
3. 构建开放包容的“广义”科学之道
按照克洛德·贝尔纳所说，古代科学只能设想外部环境，却不能设想人体“内部环境”。 [15] 古人关注污水、瘴气、星象等外部因素影响，却缺少对于人体内部具体病理以及药物作用机制认识。贝尔纳强调现代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环境的深刻认识，肯定现代实验医学的分析方法无可厚非，但是传统医学对于人体“内部环境” 并非漠视无知。不论是西方古代医学“体液平衡”说还是中国古代“经络学说”，都包含着对于人体“内部环境”的综合认识、实践。现代病菌学说对于疾病认识比古代更进一步，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代经验全无是处。中医追求人体“内在环境”与“外在环境”的生态平衡，基于病毒与人体此消彼长的辩证关系，通过调节身体机能、提高免疫力抗御病毒，在抗击疫情新冠肺炎防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屠呦呦从中医古法汲取经验智慧，采用现代化学工艺萃取方法制备高效抗疟药物，提供了古为今用、洋 为中用、中西结合的“广义”科学抗疫典范。开放包容的“广义”科学不仅是战胜病毒打赢新冠肺炎疫情阻击战的有力武器，也是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最根本遵循之道与力量来源。
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建立在古代农业文明基础之上，在顺应天时地利的生产生活中体认、 直觉到人与自然之间的内在和谐统一关系。这种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是一种“天人合一”的 “场内观”，自然与我天然一体不需要额外的专门保护，与自然相处无非就是遵天道“赞天 地之化育”。现代西方生态文化囿于笛卡尔主、 客二分“对象观”思维模式，人与自然关系不过是一种理性反思、自然保护的外在努力。当然，我们不能沉醉于以“天人合一”为基调的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的独特优越之处，还是要与现代西方生态文化的交流对话中汲取现代科学理论方法，补充自身的理性思维、逻辑论证不足，对传统生态文化创造性地诠释、批判性地重建。[16] 生态文明建设不是后现代主义全盘否定的“反科学”，而是要继承农业文明、工业 文明所有人类文明的优秀成果，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的“广义”科学的东西方文明互补之《自然辩证法通讯》 第45卷 第2期（2023年2月）: 112-117 117 道。
4.坚定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统筹发展和安全，增强居安思危忧患意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身体健康，维护生物安全、生态安全，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大原则与任务。党的十九大报告深刻阐述了生态安全的重要性 , 提出要“为全球生态安全作 出贡献”。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的人类文明历史发展高 度，把生态环境保护、生态文明建设视为“关系党的使命宗旨的重大政治问题”。把生物安全、生态安全纳入国家安全体系，标志着我们党对国家安全基本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也是中国特色生态文明建设思想的最新丰富和发展。当今全球生态危机具有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深刻根源，是资本增值逐利、无节制扩张 的后果，单纯依靠“绿色技术”“生态工业革命”无济于事。广义生态危机需要广义生态革命、 社会革命来解决，我们只能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道路。
我国的生态文明建设，首要问题就是要树立全民生态意识，培养生态公民；其次就是要调整产业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绿色 GDP”纳入政绩考核；最后就是需要重构包括 所有人类和地球在内的新型新陈代谢，也就是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按照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不仅是全球化国际合作构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病毒不分国界”的疫 情传播也能连接人类几十亿人口。行动者网络 理论的“平权”“对称性原则”要求平等地对待所有人以及非人“异质性”要素，采用“非 线性”“网络化”的生态学“全息”“纠缠”思维。我们面对新冠肺炎疫情等全球问题，要形成一种保护自然环境、维护生态安全的“人类命运共同体”强大力量。西方自由主义“群体免疫” 计划的放任自流，与中国共产党强有力领导、全民同心协力抗击疫情形成鲜明对比。构建人 类命运共同体，推动各方朝着互利互惠、共同安全的目标相向而行，充分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与担当。生态文明建设不是没有立场观点的消极保守，中国共产党的集中统一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优势，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强力推进的根本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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